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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31日，民間智庫上海前灘新型產業研究中心(下稱“前灘綜研”)以學術支持的身份出現在“北杭州灣創新轉型”論壇上。素有“中國第一智庫”稱號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下稱“國經中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商務部前副部長魏建國則在論壇上做了主旨演講。
　　活躍在各種啟民、伐謀場合的國經中心成立於2009年，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區西安門大街距離中南海僅百米之遙的政府大院內。中心由國務院原副總理曾培炎出任理事長，執行理事長則囊括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原主任王春正、經濟學家厲以寧、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魏禮群等重量級人物。
　　這個超級智庫的成立具有某種里程碑意義。在籌建之前，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曾表示，在當前經濟形勢複雜多變的情況下，僅靠經驗，靠少數人的智慧，是很難作出正確決策的，必須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加強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
　　新一屆中央政府成立後，智庫建設被提升到更為重要的高度。2012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健全決策咨詢機制，按照服務決策、適度超前原則，建設高質量智庫。
　　2013年4月，習近平又對智庫建設作出重要批示，首次提出“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目標，並視之為國家戰略。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再次明確提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的改革部署。
　　目前，中國智庫面臨官辦智庫大而不強、高校智庫曲高和寡、民間智庫弱而無力的問題。如何建設新型智庫，正在考驗國人的智慧。
　　新型智庫的春天
　　今年1月，上海社科院發佈的國內首份《中國智庫報告》指出，2003-2012年，中國民間智庫數量大幅增加，新型智庫開始顯現，專業性分工逐步加強。
　　2013年至今，智庫體系進入了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創新發展的新階段。“全國高校以‘協同創新’為抓手，紛紛出台關於加強高校新型智庫建設的指導意見，掀起了一股智庫建設的新浪潮。”上述報告表示。
　　而“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創始人王輝耀則在國內首部智庫研究著作《大國智庫》中表示，“隨著近幾年中央高層不斷釋放支持智庫發展的信號，特別是習近平主席作出‘發展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重要指示後，新型民營智庫如雨後春筍般涌現出來，比較典型的包括博源基金會、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察哈爾學會、長策智庫、盤古智庫、中國經濟50人論壇、瞭望智庫、人大重陽等。”
　　民間智庫前灘綜研註冊於2013年下半年，出生在“黃金時代”。2012年6月底，上海市規劃和國土資源管理局出台了《黃浦江南延伸段前灘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用浦東新區官方微博“浦東發佈”的話說，浦東新區將用3-5年時間，將前灘打造成上海新的世界級中央商務區。而前灘綜研的創始人何萬篷，正是這一規劃早期的建議者之一。
　　何萬篷原為上海市信息中心一個下屬研究所的所長，其下海創辦智庫據說是受到了一些觸動。一次，作為政府人員的他參與上海虹橋商務區規劃的評審，參會者包括中國科學院、日本野村綜研以及其他國家的研究單位。會上，何萬篷發現，上海很多公共設施都由國外機構規劃，而且他們甚至比國內智庫更加熟悉上海那些重要的戰略性節點。
　　此後，何萬篷組建前灘綜研，將之定位為數據驅動型的開放研究平臺，為政府部門和企業集團提供實證、前瞻、建設性的決策支持方案。
　　不止何萬篷， 2013年4月之前，盤古智庫的發起人易鵬還是國家發改委城市與小城鎮中心研究員；王文擔任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之前是一家官方媒體的編委，主管評論。
　　“一批從體制內出來的知識分子懷揣理想主義的花火，秉持不務虛學、經世致用的傳統價值觀，距離廟堂之遠，而為國事謀。”有學者這樣形容智庫的創辦者。
　　前灘綜研研究部部長、副秘書長宋傑封告訴時代周報記者，該機構的發展目標是一種新型智庫。所謂新型，按照他的理解，首先，智庫運營不再像過去那樣單純依靠財政補貼或企業資助；其次，運用新興技術、手段，更多依靠數據分析與邏輯推斷來進行研究，而非僅憑理論與經驗。
　　“既然要建設新型智庫，第一，傳統智庫要更新換代，緊跟時代潮流。比如中國社科院分析社會階層、社會矛盾可以，但不能還去研究脫離現實的話題；第二，新型智庫的一大特點是，政府不再大包大攬，一般通過政府採購服務，他們(智庫)提供服務的方式獲得收入。”廣州社科院高級研究員彭澎告訴時代周報記者。
　　“只有國家隊，沒有民間隊”
　　彭澎的另一個身份是南方民間智庫專家委員會副主席。早年他還曾任職於另一家智庫—廣州社科院軟科學研究所。
　　“在討論新型智庫之前，首先應該梳理傳統智庫。”彭澎說，傳統智庫包括8個分支，又稱“八路軍”，分別為高等院校、社科院系統、黨校系統、行政學院系統、黨政機關的政策研究室、軍隊內部的研究機構、外資背景及非外資背景的民間智庫。
　　在此之外，國經中心有些獨樹一幟。儘管中心副理事長鄭新立不斷強調其民間智庫的身份，但它的發展得到了政府的資金輸入與硬件支持，並且鑒於內部人員的政界背景，其從出生起就帶有濃厚的官辦色彩。
　　據上海社科院的《中國智庫報告》統計，當前國內正常運行，且對公共政策形成和社會公眾具有較強影響力的活躍智庫共有200餘家，其中2/5為黨政軍智庫，1/4是社科院智庫，民間智庫占比1/3。
　　不過，一些研究人員並不認同民間智庫擁有1/3的比重。王輝耀就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國內目前沒有專門針對智庫的統計數據，但大致情況可以從全國軟科學機構的相關調查中窺見。
　　據王輝耀在《大國智庫》一書中估算，目前，中國各類智庫機構將近2500家，其中官辦智庫的數量占據95%，而民營智庫僅占5%，後者還包括隸屬於官辦智庫的人員在民營智庫兼職的情況。
　　時代周報記者還瞭解到，中國官辦智庫不僅規模大、數量多，而且人員數量龐大、機構設置繁多。以中國社科院為例，其擁有38個研究院、180個非實體研究中心，主管全國性學術社團105個、研究人員4000多名。而全歐洲的智庫研究員也不超過5000人。
　　至於機構經費，科技部的數據顯示，2009-2010年，全國軟科學研究機構的經費總額為239.7億元，其中66.5%來自政府，占政府同期研發投入的13.4%。
　　“傳統智庫的形式比較單一，差不多只有官辦智庫一種。而它們依托政府背景和資金支持，承擔了絕大部分的政府委派的課題，幾乎壟斷了國內的智庫領域。”王輝耀說。
　　仲大軍是北京一家“半死不活”的民間智庫的創始人。2000年，曾任某知名媒體編委的他“逃離”體制，創辦了“北京大軍經濟觀察”。十多年來，這個智庫積累了一定的社會影響，但受限於資金，生存艱辛。
　　“上世紀90年代，民間智庫還能發出一些聲音，但如今已愈發微弱。在建言獻策這件事上，根本不存在競爭。因為，智庫只有國家隊，沒有民間隊。”仲大軍向時代周報記者感慨。
　　與此同時，作為一名民間智庫的學者，仲大軍已被邊緣化。有時，他受邀參與節目錄製或出席論壇，但總被排在體制內學者的後面。
　　“他們(邀請方)才不管你水平高低，離‘衙門口’越近的人越往前排坐。而且，他們還怕我亂說，說一些與政府主旨不一致的話。”仲大軍說。
　　然而，國家隊唱主角的中國智庫目前卻正面臨“大而不強”的詬病。“從數量上講，中國智庫已不算少，但缺少一些高水平、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一流智庫。”今年10月18日，曾培炎在接受媒體記者採訪時表示。
　　“傳統智庫體制老化，黨政色彩濃重。這種做法的好處之一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而弊端在於思維僵化，不容易出現具有前瞻性的、超脫利益關係的、客觀的決策方案。”彭澎說。
　　今年9月初，藉著《大國智庫》發行，王輝耀撰文《打造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需要更多民營智庫參與》，探討智庫建設。
　　“發展民間智庫可以形成鯰魚效應，激活智庫市場；而且，民間智庫可以提供更多建議，打破思想市場的壟斷，有利於政府的科學決策。”王輝耀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
　　於是，問題來了：中國的民間智庫為何發展艱難？
　　既要找“婆婆”，又要找飯吃
　　事實上，鮮有例外，中國民間智庫遭遇的困難幾乎從註冊就開始了。
　　2013年，為了獲得一個NGO的身份，前灘綜研至少找過3個“婆婆”。創建者首先找到上海市科委，接著被推薦給了浦東新區科委。但是，後者對創建智庫不太理解。於是，何萬篷等人又輾轉聯繫到徐匯區科委作為掛靠單位。
　　彭澎的一些希望創辦民間智庫的朋友在民政登記時同樣也曾遇到麻煩。“他們看到機構名稱里既有改革又有智庫就很緊張。儘管中央的改革方向是不要‘婆婆’。但他們說，你這個涉及意識形態，還是要找個主管單位管起來。”
　　除了身份，困擾多數民間智庫的另一個難題是經費。以美國知名民間智庫蘭德公司為例，2013年，其近8成的收入來自美國軍方和聯邦政府的研究項目，其餘則源於慈善機構、基金會、私人部門以及個人的捐贈。雖然後者的比例不足15%，但4120萬美元的金額已經相當可觀。
　　而在中國，資金卻是民間智庫的掣肘。“我們大多數企業家還處於公益的初級階段，知道救濟災民、捐助學校，但很少有人會意識到政策研究扶貧的重要性。”王輝耀說。
　　於是，仲大軍如今每天操心的事情不是如何提高研究水平，而是怎樣才能搞到錢、拉到投資。他曾試圖去做一些民營企業家的工作，但根本說不通。與此同時，雖然也有一些外國資本來中國考察民間智庫，但至今光有觀察，沒有動作。
　　“民營資本和外國資金都不敢往裡投，中國的民間智庫就很難做大了。”仲大軍說。
　　為瞭解決“吃飯”問題，據時代周報記者瞭解，如今的民間智庫往往掛起兩塊牌子，一塊是民辦非企業單位，一塊是工商註冊的公司。同時，依靠政府採購與企業採購兩條腿走路。
　　此外，前灘綜研還曾想過一個方法，希望以高新技術企業的身份獲取政府的優惠政策，緩解生存壓力。但宋傑封發現，高新技術企業的認定又是一件複雜的事情。
　　而且，對於民間智庫而言，參與到政府決策、政府採購中去也並不容易。“一些重大的政策會議，受邀的往往是傳統智庫，社科院、黨校高校等，很少有人會主動通知民間機構參加。”彭澎說。
　　而另一位民間智庫的管理者則告訴時代周報記者，有些政府對外招標課題會對智庫的註冊資金、運營期限以及從業人員的體制內職稱等方面提出要求。比如，註冊資金500萬元以上，運營期限1年，甚至3年以上。政府部門會通過設置這些門檻來剔除中小型的民間智庫。
　　據上述管理者介紹，上海設有一個政府採購平臺，所有供應商都聚集於此。但平臺之外的智庫機構一般沒有資格申請掛牌招標的課題。那如何才能進入這個平臺呢？“首先，該機構要與政府有過合作，而且，政府認可其具備為它提供服務的能力。”
　　種種限制之下，民間智庫戴著鐐銬跳舞。“它們普遍生存艱難，而基本模式就是為甲方提供智力成果獲得收入，進而有所積累，但積累不會太多。這是基本現狀。”彭澎說。
　　而由於慘淡經營，民間智庫也就很難開出比官辦智庫更優厚的待遇，吸引到優秀人才。“沒有人才，研究者水平不高，民間智庫的聲音微弱又不被重視，於是也就形不成氣候與影響。”仲大軍分析道。
　　“官民平等”氛圍漸成
　　現狀如斯，改革逼近。
　　今年10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會上，習近平強調，要從推動科學決策、民主決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增強國家軟實力的戰略高度，把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作為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切實抓好。
　　第二天，前灘綜研在網站與公共微信上應景地曬出了自己的建議，包括新型智庫參照執行高新技術企業稅收優惠政策、組建新型智庫知識產品集散平臺、培育新型智庫發展基金等。
　　而王輝耀認為，新型智庫體系包括國家政府智庫、高校智庫及社會智庫，這是基於傳統智庫提出的全方位的更高要求。
　　“建設新型智庫，首先我們要為民間智庫爭取參與權。尤其是政府的公共政策採購，要嚴格遵循採購制度，政策課題的招投標一定要對所有智庫開放，而非包乾給體制內的單位。”王輝耀說。
　　“其次，建立支持智庫經費的渠道，鼓勵企業捐贈智庫事業。”在他看來，智庫的資金來源要多元化，除了財政撥款，更多應依靠企業與社會。“第三，傳統智庫中專業智庫的數量不多，中國應該大力倡導專業智庫的發展。”
　　不過，在仲大軍看來，“政府要做的不用太多，只要營造出一種民間智庫與官辦智庫享受平等待遇的氛圍即可。”
　　事實上，民間智庫一直以來都站在政府的視線盡頭。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朱旭峰2008年曾主持過一項題為《專家決策咨詢在地方政府中的實踐》的問卷調查。
　　在問卷分析中，朱旭峰寫道，從所有類型重大決策事項所選擇專家的合計頻次來看，政府決策者選擇各類身份專家的傾向性，從大到小依次是本機構內政策研究部門的專家、事業單位研究機構的專家、高校里的專家和民間咨詢機構的專家。
　　朱旭峰發現，民間專家在各項重大決策中通常最不受重視。而只有在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決策過程中，政策決策者對民間專家的選擇傾向性才達到21%，首次超過高校專家。
　　“舉個例子，如果政府機關搞內部學習時能多邀請民間專家，傾聽他們的聲音，同時給予民間學者與體制內專家相同的職稱，那麼很快，民間智庫就會受到市場追捧，生存環境也將得以改善。”仲大軍說。
　　目前，這種氛圍似乎正在緩慢形成。今年9月中旬，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中心、新世紀青年改革研究會主辦的2014中青年改革開放論壇在浙江德清縣莫乾山召開。會上，土地制度改革問題是爭議焦點之一。
　　“莫乾山會議開了3天，一個月不到後，國務院公佈的有關土地制度的政策採納了會議最終成文的幾點建議。”一位知情人士告訴時代周報記者，雖然這個會議不同於民間智庫，但至少代表了某些民間力量，也能說明政府對民間智力的重視正在逐漸加強。